而只要法的权力、权利二者中无其一，也就谈不上有法权这一权利权力统一体或共同体。

因此，每个国家和时代都有必要不时探讨实然法权曲线是否偏离应然以及偏离幅度的大小并适时调整权利率或权力率。本文对于所有处于或进入法中之权，皆做权力与权利的二元划分，即认定法中任何一种权，非权力即权利，不存在既非权力又非权利或既是权力又是权利的权。

为什么权力率偏高？或许是偏重社会秩序和安全，也可能是相信经济的某些领域政府调控优于看不见的手等等。但无论如何，一国用以描述实然权力率和相关参数的法权曲线与一国应然的权力率和相关参数构成的应然法权曲线是两码事。[20](2)法直接或间接规定的权利、自由、正当个人特权、个人豁免。用利益法益之类概念对权利、权力保护或损害做一般性表述，挂少漏多是必然的。仍以权力率的调整为例来解说：权力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除自身数字减少外，权利率会相应地减少1百分点。

而且，由于外邦进贡等原因，雅典财富充裕，获得运营政府所需的钱并不困难，日常开支很少。权利率1%、2%、3%、4%、5%的法权曲线依次分别与权力率99%、98%、97%、96%、95%的法权曲线相同，其余类推，直到权利率99%等于权力率1%、权利率100%等于权力率0%。例如，民法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对团结理念的贯彻，也就是连带责任。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之一，团结将人类凝聚为一个民族中的公民，是与自由、平等同等重要的现代基本价值。这种理论立场的成立有赖于基本权利和宪法中规定义务的对应关系，只有在对称的双方之间，方存在一进一退的契合。[27]张维迎教授对此曾有过详尽的论述。对此，反对意见也很明确，照顾和教育儿童是父母的自然权利和所负的责任，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职责，二者并非是能使国家共同体直接受益的义务。

因此，第一个阶段的团结是一种家庭模式的概念，确切地说，是西方家庭模式的概念。我国宪法序言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这层意义上的表达。

他在对人的阐述中设立了道德标准，依据这些标准，人有权利得到个体自由空间，但是同时也负担了对社会的义务。尽管自1789年起，财产转让义务就是许多国家宪法文本的固有构成部分，[14]并且依据社会契约理念对于财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仍旧是最受忽视的一项基本义务。因此，通过团结与承认，不仅可以解释西方战后重建的历史现实，也为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参照。基本义务也由此具有一种针对国家的性质。

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不再是家庭或者组织，而是个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代法律体系也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这种法律与生活的不匹配必然会导致规范的实效性受损，进而导致规范效力受到质疑，从而出现法律无用的印象。在传统的范式中它指向兄弟情谊，是家族内的兄弟友爱互助延伸到整个人类内部的团结。作为共同体通常的资金来源，税金构成了社会福利国家再分配体系的前提，放弃它将会对国家的存续造成危害，而国家是一切现实自由的最初预设。

可以说，他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宪法义务的性质，宪法上直接的义务并不直接影响有义务的个体，它在根本上只是提升到宪法等级的义务，仍旧需要普通法的成型和转换[21]。这是一项在逻辑上无法获得规范化的要求，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宪法的预设，因为任何一部法律的存在都体现了对遵守法律的期待[15]。

[13]它是对基本权利过度个人主义解释的否定，Vgl. Nawiasky-Leusser, Die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2. Aufl.，Munchen, 1976 ff.，Art. 117 Erl. I。‘团结是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内主体之间彼此同情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给予对方对等的尊重。

虽然规定公民义务是普通法律的任务，但宪法的基本目的则是规定个人权利，并没有为义务条款留下任何余地。在民商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通常都是对等的，经典的情形是因契约产生的关系。缺乏一定程度的德性将是不可想象的。团结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责任。如果公民无法履行先天的基本义务，例如身体的残疾导致无法上前线打仗，那么他就获得义务的免除，不用为此承担不利后果。它展示了共同体在面临外部危险时，个体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所承担的责任，它涉及所有国民的生存，要求无条件的牺牲。

自由和平等历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博爱却一直隐没在前二者的阴影之中。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通过订立协议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共同体变成了契约社会，不再因某个权威而联系在一起。这样，共同体对于满足基本义务的主张，通过个体义务履行的合理可预期性受到了限制。

与自由不同，团结强调责任，它在公法上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基本义务。尽管人和人之间互有差别，但这不妨碍他们同被承认为社会生物。

社会公共义务尽管是一项道德义务，但是它具有法律面向，一旦财产的客体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当他人同样涉及财产的配置，那么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处置必然会落入法律之中。它的原初形式是：应当始终把承认首先理解为……对人类主体或组织的积极特征的肯定[34]。也就是说，基于团结的行为会受到持续的召唤，会继续做到更多更好。作为一项预设，服从法律并非法律的论题。

[4]Vgl. Kurt Bayertz, Begriff und Problem der Solidaritat, in: ders.（Hg.），Solidaritat, Begriff und Problem,Frankfurt/M 1998 ．S. 15.[5]Nikolai Hartmann, Ethik, 4. unverande Aufl.，Berlin 1926, S. 489.[6]前注[1]，张千帆文，第26页。人是不依赖他者的独立个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作为一个跨越诸如神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概念，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服从法律是一项先天的基本义务。

进入现代之后，家庭模式的团结概念与社会形态之间产生了可否彼此兼容的问题。五、社会意识中的承认团结在公法之外，团结原则也出现在部门法中，其中以民法最为常见，典型如债务连带责任以及无过失责任。

在征兵工作中更是以规定的形式明确这一点。但是这是两个内容并不明确的概念，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5]家庭模式的团结概念预设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来源，围绕着共同的祖先权威，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祖先权威构成了团结的规范性理由。强化基本权利的保障与更新和具体化国民的基本义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例如，服兵役的义务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它要求公民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对此并不存在相对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之下，方始出现不自由，毋宁死（Vivre libre ou mourir）这类激进的口号。

国家机器的运行依赖于赋税，无论是武装力量的维持还是行政机关的开支都离不开税金。独立个体既有订立契约的自由，也有不订立契约的自由，拒绝者并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摘要: 团结是与自由、平等并列的现代基本价值，在我国的法学研究中却很少受人关注。在承认范式之下，团结概念再次被注入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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