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是当下体认，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不须假借，不必求索，因此，从源头上说就是与物同体的。

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便要知得到。[62]《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249页。

所谓超越性只具有认识论意义，不具有存在论的意义。[39] 朱子承认动物有知而植物无知，但是，植物虽然不可言知，但是却有生意，而且能够默见。[57] 无私只是仁的前提，还不能算是仁。心自是仁，仁即是心[29]，仁者，人之本心也[30]。真正做到无所不爱而万物一体，也就是内外合一、天人合一，情与知也是合一的。

朱子也很重视万物一体说，但他主要是从仁的实现即普遍爱物的意义上理解这一学说的。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金先生还讲道：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

（《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讲知与行是一个统一的交相促进的过程。在这场讨论中有不熟悉或不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断章取义等问题，但也突出了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特色重视不够的问题，故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学界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研究。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是设法调和人性，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屠杀和毁灭一切的工具。

没有适当的自然知识，就不能征服自然。因为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这个名词，也就没有近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要认清中国传统学术中哪些属于哲学之内容，不得不参考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我想这一点起码不会被冯先生接受，因为冯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关于性与天道和为学之方的学说只是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这主要是从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上讲，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西方对自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带来更大的危险。（《传习录》上）在王阳明的思想中，知是致良知，行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二者更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人们要过良好的生活，所以生活与政治相连结这条原则把哲学直接引到政治思想，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联系，关心政治。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这个缺陷之一应该就如金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这都是强调德行、言行、知行统一的重要性。

……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儒家的合知行同真善。

张先生也曾多次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出现哥白尼、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也一定有其内在的缺陷。……道家和儒家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张先生在1935至1936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此书序论的第一节是哲学与中国哲学，这是他经过深入思考的。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无不特别强调良好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在金先生的系列论著中，他的《逻辑》一书完成于1935年，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是中国哲学的弱点，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此外，金先生的《道、自然与人》（Tao，Nature and Man）一文写于1943至1944年访问美国期间，此文用英语节录了《论道》一书的部分内容，并在后面增加了论自然与人（Nature and Man）一章。

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由上可见，金岳霖先生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问题，在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已基本解决了。

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摘要】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人们实际提供的这类工具，很可以称为思维的数学模式。

三、结语 从金岳霖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两篇文章来看，两者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1930年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一文提出中国哲学史的名称存在困难，而1943年的《中国哲学》一文则认为中国哲学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有其独特的优点。二、关于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哲学》一文写成于1943年。美德或善从来都不仅是思想，而是实践理性，实践就意味着要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

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实验技术是欧洲文化史上比较晚起的，尽管对科学极为重要，却不是产生科学的唯一必要条件。

张先生又着重讲明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点，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研究哲学的人当然会想到希腊哲学中的类似情况。

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明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殊和互补问题。我们现在若要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往往不能忽略他的传记或年谱，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往往体现在他的传记或年谱中，他的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人生历程是一致的。

因为西方哲学并非哲学的唯一范型，而只是哲学这个类称中的一个特例，所以中国哲学虽然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它也是哲学这个类称中的一个特例，故也可名为哲学——这就是中国哲学在名称上的合法性。回顾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金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合知行同真善的特点。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所以知识和美德或真与善便成为不可分的一体。

……实际上，全部现代工业文明，包括功罪参半的军事装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成用自然手段征服自然以达到人类愿望的实例。金先生又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也比以前更多地被这些欲望和需要所驱使，被它们所奴役……由于征服客观自然和人类其余部分的力量的不断增长，人的自我奴役的可能性也在极大地增加。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数不清的新儒家、新道家，不论是不是独创冲动的复萌，却决不是那独创思想的再版。金先生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虽然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及义理之天等不同的含义，但是在行文中往往不作严格的或明确的区分，所以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表述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是有一定根据的。《庄子·大宗师》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道家的合知行同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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