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行为的缺乏定型性，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实务中的适用极为混乱。

我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权和信息权的双重属性，侵犯虚拟财产的犯罪属于财产犯罪和信息犯罪的竞合犯。正向刷单是指采用虚假交易的方式为店家增加商业信用，这种行为具有虚假宣传的性质。

当然，在网络空间实施的传统犯罪虽然行为性质与现实空间的网络犯罪相同，但当这种犯罪以网络方式实施的情况下，会给传统的刑法教义学带来一定的挑战。（二）刑法保护前置化理论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预备行为的正犯化。最为典型的是在网络上发布诈骗信息，发布的数量极为庞大，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而实际被骗的人数则较少。例如传统的诈骗罪都是当面实施的，因为绝大多数诈骗犯罪都是语言诈骗。计算机以及在计算机基础上形成的互联网的相关犯罪，存在一个从计算机犯罪到互联网犯罪的演变过程。

两高司法解释竟然将这种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无关的行为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而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布，可见有关解释对《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在理解上的偏颇，这是令人遗憾的。即将到来的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面网络化要求对现在的计算机刑法或者网络刑法进行全新的思考。事实上，上述法律问题同样出现在湖北十堰的战时管制令中。

再次是对不当联结禁止和比例原则的违反。事实上，很多地方从本月起也已启动对疫情防控文件的审查机制，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都先后明确，发布疫情防控政策文件，需先经合法性审查，每份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抗疫文件，都要在通过合法性审查后才对外发布。力求不感染、坚决不传染，说明言辞恳切，闻之动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尽管十堰防控指挥部期望通过战时管制令来传达疫情紧迫、大众需积极应对的意涵，但在规范性文件中径直宣布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却与上位法不符。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个人不服从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决定、命令就一律对其进行治安处罚，而无论该决定或命令本身是否有法律依据，同样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扩张适用。

三、所有非必须的公共场所必须关闭……违反本令的，对经营者处10日以下治安拘留。但这些规定能否就理解为是对所有应急手段的一揽子授权呢？换言之，做出重大决策以及决定要采取的措施是否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在《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之外，采取超出其授权范围的应急措施呢？ 从宪法的一般原理出发，如果将上述法律规范理解概括性授权依据会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现代宪法原则上是反对概括授权的。孝感之所以推出最严苛的17号令，也是因为根据最新的疫情数据，孝感已经成为湖北省内确诊患者数量最多的地级城市。第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要求作为行政授权依据的必须是法律，即立法机关的意思表示，而非行政法规和决定、命令。

一 疫情防控进行至今，各地已取得明显成绩，除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市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下降。上述条文授权省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领导和指挥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与17号令最直接相关的罚则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6条。从这三部法律规范涉及的强制措施来看，针对公民不履行防控义务的行政强制，仅包括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传染病防治法》第27条）。

经由对上述三部法律规范的授权规定和相应罚则的梳理，我们可大致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三部针对疫情防控的法律规范并未明确授权防控指挥部门可以采取诸如要求居民闭门不出不得离开居住楼栋、不得在村湾闲、遛弯、聚集，以及不得了驾驶车辆进出居住小区的应急措施。（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但上述内容与最严管控令所涉及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而将居民村民离家外出、闲逛聚集以及驾驶车辆外出定性为失信行为，并将其列入失信名单予以惩戒，这种做法却明显存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当联结，因为在信用惩戒手段和防控疫情的目的之间看不到任何实质性关联。

也正是因为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工作原则中同样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制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迅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工作。换言之，其并未隐含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可对公民设定超出《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的其他义务，且在公民未遵守上述义务时对其施以处罚的默许。农村村民在村湾内闲逛、串门、聚集。未关闭公共场所继续经营的。许多市民在访谈中也纷纷表示理解这种战时动员，认同政府宁严勿松的做法。反观疫情最吃重的武汉，其在近期最重要的抗疫之举是通过拉网方式对居住人口进行全面排查，借此将所有确诊、疑似、发烧和密切接触四类人员全部找出。

未经许可驾驶车辆（含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上路行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也以战时论，据此，疫情防控的应急时期显然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战时。

市防控指挥部之所以强令所有居民足不出户，其理由也是借此把既有的感染者充分暴露出来，集中隔离、清除存量、严控增量，尽最大努力防彻底、治断根。既然17号令在法律位阶上低于《行政处罚法》，原则上就不能突破上位法的界限而设定处罚。

四 既然《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未明确授权防控机关可采取超出其规定范围之外的应急手段，也未规定对公民不服从防控机关决定、命令的行为，可径直采取包括行政拘留在内的治安处罚，那么防控机关又凭借何种依据，认定自己能够超范围采取应急手段、超范围为公民设定义务且对公民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施以处罚？ 另有一种可能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的防控指挥部或许认为，上述应急法律规范中隐含了一种概括授权，即授权其在应急状态下可采取所有其认为对于遏制疫情蔓延有所必要的措施。但如果我们还认同法治在维续共同体生活时所提供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价值，认同即使是危机时刻的公卫防疫也需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进行，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从仅从大众情感或是行政效果上进行。

地方政府仅凭抗疫热诚，是否就能作出超越现行法之上的命令和举措。扣押车辆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0条，能够设定查封、扣押的只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样无权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第三、最有可能成为17号令法律依据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66条，但该条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是个人不服从地方政府和有关机关依据该法所实施的应急措施，换言之，其既未默许地方政府和有关机关可采取超出该法的应急措施，也未默许公权机关可对公民不遵守这种超出授权范围的决定命令的行为施以处罚。17号令当然不属于法律，其性质只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2月8日，黄冈等后续封城的城市将此前的211管控，即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升级至411，即每户家庭每四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但信用惩戒的目的在于敦促公民诚实守信，切实履行所负义务，因此其惩罚的行为也主要是公民的失信行为，失信行为的确定又以公民首先负担法定义务或是约定义务为前提。

十堰市张湾区在发出战时管制通告时，曾对公众作出如下说明，非常时期、非常之举、势在必行、迫不得已也正是因为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工作原则中同样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制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迅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工作。

而《立法法》同样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作为法律保留的事项。但信用惩戒的目的在于敦促公民诚实守信，切实履行所负义务，因此其惩罚的行为也主要是公民的失信行为，失信行为的确定又以公民首先负担法定义务或是约定义务为前提。

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二 如何严格对照实定法和法理，我们轻易就能够找出17号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而此条也最有可能成为防控指挥部管控令的引据。《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政府在进行公卫防疫时的主要法律依据。

尤其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授权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做出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决策，以及省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做出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决定要采取的措施。（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的单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对传染病病原体样本未按照规定进行严格管理，造成实验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扩散的。

经由对上述三部法律规范的授权规定和相应罚则的梳理，我们可大致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三部针对疫情防控的法律规范并未明确授权防控指挥部门可以采取诸如要求居民闭门不出不得离开居住楼栋、不得在村湾闲、遛弯、聚集，以及不得了驾驶车辆进出居住小区的应急措施。当人们还在感慨411管控措施的严苛时，湖北十堰张湾区于2月12日率先宣布全域实行战时管制，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所有居民非医护人员及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不得出入楼栋。

二、所有车辆（含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禁止上路行驶…….违反本令的，车辆一律扣留，对当事人处10日治安拘留并处500元罚款。其次是对法律优先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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